扯起嗓子喊恩施（组诗）

这说明哲学是可以超越产生它的时代，而成为其他时代的同时代者。

[⑤] 黄玉顺：《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当代儒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点，我还有一个判断，也算是上面那个判断的另外一个根据：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命运，可能会类似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

去年，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时候，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新文化运动百年祭》[②]，标题的形式是仿照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③]，但其实还是谈的这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主要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那么，儒家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什么呢？其实，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建构，并且落实到政治层面上。当然，韩国的现代化模式，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印度的模式，等等，确有很大的差别。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命运，可能会类似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当时的社会政治格局，和英国《大宪章》时代的格局有类似之处。

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总体上看，中国各派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要现代化。也就是说，传统的儒家所起的作用，是通过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为社会各界、包括各种宗教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框架。这本身就是在挑战秦王的权威，是在表明墨家团体的独立性。

由于论在现代词意已经被放大，变成了现代所谓议论之论。互相辩论在墨家看是好事，不是坏事。而实际上《经上》《经下》仅有5个叠字被分别分开抄写成2字。儒者称之为鲁国，墨家称之为齐国

因为基本概念是对事物的基本规定，分析必须以这些基本规定为前提。中国哲学最早的文本之一《洪范》表明中国人其实早就在从事上述哲学定义的活动，虽然古代中国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却实实在在有哲学。

用中国哲学的话讲，就是要知道、明道、体道：夫圣人六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冯友兰，1986年，第225页) 基于此一认识，冯氏率先提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吊诡的是，现代的特点却是去历史性，历史被理解为纯粹过去的客体。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并未改变理论脱离现实的状况，反而加强了哲学与现实的脱离倾向，哲学日益成为纯粹的思维技术，或对思维条件、规则、程序的思维，哲学不再是形而上学，甚至不再是存在论。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点：(1)哲学给予我们的行为、思想、信仰、假定以种种理性的说明，使它们成为一种合理的立场。现代是指它的种种创制、观念、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即使是谈论形而上学，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实在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上，表现为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与探究。对此，冯友兰曾有如下论述：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指出：一般说来，现代世界的原则是主体性的自由，即精神总体性所有本质的方面都有权得到发展。在思考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甚至人类的一般问题时，人们援引的哲学资源几乎都是西方的，从未觉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也是古人，古希腊哲学也是古代哲学。

中国人始终认为，一个合理的世界恰恰应该是由各种事物、各种要素、各种力量互补互济产生的，这样产生的世界是一个合理有序的世界。另外，由于哲学失去了其根本的内容，理性萎缩成了形式合理性，从而内容的合理性变成了结果的有效性。

而这种有效性则取决于人们试图据以解决问题的程序的合理性。在中西语言中，时代一词总是与时间一词相关，在某些西方语言中，它们甚至是同一个词(如在德语中)。在西方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希腊哲学的现代化。他在《法哲学》序言中说：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存在的东西，而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武王深知世上事物千头万绪，只有知道了各种事物(事务)基本要素的相互关系，才能使天下彝伦攸叙。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

要说明哲学与时代，中国哲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不仅要定义时代，还要定义哲学。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现代性的话语系统，一个深层原因是我们在接受进化论的同时接受了现代性的决定论思维方式，认为任何哲学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而时代则包括一切非哲学的因素(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宗教，等等)。

《中庸》与《洪范》一脉相承，展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图像。(同上) 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即哲学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用逻辑来分析的，不仅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不能，即便是西方哲学的概念，也是不能的。

19世纪至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哲学以各种形式的现代性批判为其主要发展动力，但越来越走向学院化和技术化。(同上，第3页)对于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而言，阿多的这段话未必十分切合，但对于古代中国哲学来说，却正是如此。

现代与现代性，并非像上午或者后天那样只有单纯计时的意义，它们不是表示时间，而是表示时间所蕴涵的规范性要求和意义(虽然人们在使用它们时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但实际上一般都是在规范性意义上来使用的)。哲学包含大量阐明最初未被阐明的东西。(Habermas，1988，S.26)哲学的地位与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哲学本身陷入存在与否的根本危机，哲学死亡的判决书层出不穷。[7]冯友兰，1986年：《新事论》，载《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既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形上就是形下，道通为一，所有的哲学问题以对世界的整体性原则——道为前提，复归于道。而要说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为何，又先得说明何为时代。

这首先是由黑格尔揭示的。但这些术语并非简单的名词，而是蕴含着一些重大的理论预设。

如果康德说的世界哲学还为当代世界所必需，那么从来就是世界哲学的中国传统哲学，就不仅仅是过去了的事物和学者研究的主题，而应该属于当代世界，与当代世界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中国古代的伟大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史上的伟大哲学家一样，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二是对人的认识能力怀疑的噩梦。

所以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指一般人所谓西洋文化，是通得多。[12]邵雍，2010年：《观物外篇下之中》，载《邵雍集》，中华书局。而竭力主张传统哲学与现代世界并不相悖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承认哲学的超越(时代)性，而恰恰是以另一种方式赞同上述那种对哲学与时代关系的浅薄理解。更不要说那种照相式的模写和反映早被五百年来的现代哲学证明是妄想。

另外，哲学也的确是可以用时代来描述它们的特征的，如先秦哲学、古希腊哲学，等等。主体概念的出现是与人把自己与世界和自然相分离同时发生的。

(Habermas，1985，S.33)这是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诊断。然而，西化毕竟是个有伤民族自尊的字眼，现代化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洪范九章首叙五行，即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只有这个综合体才使得我们得以识别某些特定的历史情况。